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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国证道

基督徒的功课:信主、爱人、敬业、祷告、忏悔、查经、证道、赞美、团契、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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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是如何开始信仰基督教的?  

2017-04-15 14:56:14|  分类: 历史证道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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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算景教的话,天主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应该是元代。但直到明末,才成了气候。清朝初年,由于礼仪之争,天主教被禁,虽说香火未绝,但只能转入地下。新教来华,是19世纪的事了。第一个英国长老会的传教士马礼逊来华,是1808年。天主教非法,新教当然也不例外。他进入中国广州,只能躲在夷馆里,跟英国和美国商人厮混在一起,一边学汉语,一边传教。传教的对象,只能是出入夷馆的买办、佣人和通事。有的时候,他会去南洋英国人的殖民地,在那里对华人传教,再将那里的华人教徒带回来,帮助他展开工作。命里注定,基督教的新教无论在哪儿,都是要惹出事端的。天主教在中国那么多年,什么事儿都没有。但新教一进入中国,过了没多久,就惹出事了。

当年明末天主教的耶稣会士们,折腾出那么大的动静,不仅吸引了一批士大夫,连皇太后都被说动了心,要皈依天主。但是,他们不能翻译《圣经》,也不编外文字典,不能让信徒按照自己的意愿理解上帝的福音。这是天主教的性质决定了的。但是,新教不一样,一上来,马礼逊就着手翻译《圣经》,译完了《旧约》译《新约》。不仅如此,还放手让自己的信徒——他接受的第一位中国基督徒梁亚发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撰写传教的读本。这本小册子,就是后来引发洪秀全胡思乱想的《劝世良言》。新教的传播,本身就带有这样歧义本能,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接近上帝。既然梁亚发可以把旧约理解成《劝世良言》,那么洪秀全也可以把基督教变成拜上帝教。只是,在西方,歧义式的理解,由于有众多信徒的讨论,一般不会走太远(也有走得比较远的,比如摩门教),但是在中国,就不好说了。

新教的传教士,一般来说,都是医生。医术成为传教的一种工具,在尚未见识过西医的国家,有时特别有效。马礼逊就是这样的传教士医生,后来的伯驾、罗孝全,也都是这样的传教士医生。伯驾的事业相当发达,他甚至还给林则徐治过疝气,给了林则徐一副疝气带,大大改善了林的身体状况。罗孝全也有这种接触大人物的机会,据说他见过耆英。但他最显赫的业绩,是他收过一个中国信徒。这个信徒,后来搅翻了这个国家,他就是洪秀全。

虽然马礼逊从马六甲带来了中国人信徒梁亚发做助手,但依旧只能在接近夷馆的下层中国人中间传教。传教事业进行得十分缓慢。当年的利玛窦他们,摆出一副西儒的架势,凭借他们对中国儒家经典的研读和理解,再加上三棱镜和地球仪这样的新鲜玩意儿的吸引,得以混入士大夫圈,在上层传教,因而进展神速。马礼逊他们,当然十分羡慕。但是此时的他们,一时半会儿还没有找到接近士大夫的门径。所以,只能雇佣中国人,在秀才举人考试的时候,于贡院门口发放他们的传教小册子,以期或多或少能招到几个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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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是如何开始信仰基督教的?

洪秀全,图源网络

其实,这样的传教,远不如施展医术。如果机缘凑巧,能够医活个把中医治不好的病人,而恰巧这个病人又是个有身份的士大夫,那么就可以以此为契机,打开一个地方士大夫圈子的门。可惜,在鸦片战争前的三十来年里,新教的传教士医生们,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给林则徐治病,本来算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但一来这个病不算严重,二来还没等伯驾医生进一步施展,林则徐使命失败,跟英国人已经打起来了,余下的事,就不能继续了。

但是,在贡院的门口,发送传教小册子的尝试,还是有些成绩。1833年,广州府试之时,散发的小册子,就抓到了一个人,这个人还真的看了几眼《劝世良言》。后来,不幸落第,生了一场大病。鬼使神差,《劝世良言》里描绘的某些场景,居然进了他的梦中。于是,屡战屡败的这位童生,“改正归邪”,打算另寻出路了。这个人,就是广东花县的一个家境一般的客家农民,名字叫洪仁坤,小名火秀,闹出捅破天的大事之后,他改名洪秀全。当时,他还是一个农民,农闲的时候,教几个村里的孩子挣点零花钱。在中国的农村,由于农民很在意子弟的教育,再穷,也要送去私塾,识几个字。所以,像洪秀全这样的三家村私塾,相当普及。洪秀全自己也是从这种私塾里学出来的。只是,他属于那种个别比较出色的,能学到背熟了四书,开笔作文的程度,因此可以参加科考。当然,参加科考之后,童生在民间就算儒生了,可以戴方头巾,当然,也就有了做私塾先生的资格。只是农忙时节,依旧得下田劳作。靠教书那点束脩,养不了家。

很显然,洪秀全投奔基督教,以及后来自创拜上帝教,不是基督教的教义感动了他。《劝世良言》这个小册子,是粗通文墨的梁亚发的手笔,文字十分荒唐,叙述颠三倒四。有的时候,居然有点像精神病人的臆语。小册子本身,应该没有那么大的魔力,能让一个传统的儒生丢弃他的信仰,投奔上帝的天国。《劝世良言》能够起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洪秀全是个野心爆棚之人。这野心,在科举的途中,却屡屡受挫。科举制度下的中国,白衣致卿相的美好图景,特别容易催生这样野心勃勃的农家子弟,让他们前赴后继地赶考。然而,科举考试难,对于洪秀全这样的客家人就更难。别说中举中进士,就是求一秀才,都不容易。清代每省的生员名额相当有限,广东则又都给了土籍人,后来经过抗争,虽说广东已经有了客籍的生员名额,但仍然比土籍的少。僧多粥少,竞争激烈。像洪秀全这样的农家子弟,书读得不错,或者说自以为不错,周围的人也说他不错。为了能进考场,他也付出了很大的辛劳。但是,他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落榜。如果是初试县考就落榜,也就罢了,每次都是县考过了,到府试就被卡住,受挫感特别的大。洪秀全没有那个耐性,可以一直考到白头。科考为的就是出人头地,此路不通,想走他途,也是正常。

至于选择类似基督教的信仰,则纯属偶然。如果不是考后得了这本《劝世良言》,不是闲极无聊看了几眼;不是1837年再次考试,落榜后大病一场,病中神智迷乱,书中的场景跳了出来,他也许也会另寻其他的出路。但这个出路,就跟基督教无关了。当然,以洪秀全的心态,在投奔了传教士罗孝全之后,即使罗孝全给他施洗,并委以重任,估计他也不会老老实实做一个本分的基督徒,早晚还是会离开的。他的目标,是要做教主。除非,在中国的教会,他很快做到高层的位置上。

特别要说明的是,在当年的中国,像洪秀全这样的半吊子农民文化人非常多。那个时代,各种民间教门数以千计。后来的研究者,笼统地称之为白莲教,其实,它们也许跟白莲教有关,也许没有关系。每个教门的创造发起者,都是这样的半吊子文化人。先是由于某种机缘,接触到了某个教门,然后进入其中,发现了教门的奥秘,无非是几卷宝卷(经典),再学点气功。他们有文化,学会了气功,再比照着编个新的宝卷,一个新的教门就此诞生,自己就做了教主。只要做了教主,口才不错,运气还好,气功治病,真的治好几个人,就可以发展起来。在他的那个小圈子里,教主就是老大,甚至就是半神的人。所得到的钱财和荣耀感,一点不次于做官为宦。

从后来已经大大修饰过的记录看,洪秀全病中奇怪的梦——所谓见上帝,换五脏,授异能并宝剑之类——一点儿都不新鲜。每个创教的疯子或者骗子,都会编出类似的故事,只是洪秀全的梦比较丰满,也更离奇而已。也许,洪秀全最初的梦,只是掺入了《劝世良言》中的片段,使之带了一点点基督教的色彩,比如上帝火华爷,这个只有《劝世良言》中才有的大神。醒来之后,经他和他的同伙不断修饰,完善,越编越圆,越编越多,越编越花花,越编自己就越相信。但是,剥开这些修饰,你会发现,其实就是一个古已有之的普通人遇仙(或者神)得到神授的故事的升级版。这样的故事,自魏晋以来,在中国的神怪笔记里,比比皆是。

在中国这块土壤上,只要有了信众,做了教主,就会有人来捧,贡献钱财、土地和女人。清代所谓借教敛财的教门,几乎都是这个路数。绝大多数没有丝毫的反叛之心,包括那些关起门来,在土炕上称帝,大封丞相将军和三宫六院的,都没想过要杀上紫禁城,夺了皇帝的鸟位。这些教主,只是想过一过在一个圈子里当老大,被人追捧的瘾而已。洪秀全当时,也就是这个心态。创教,无非是做教主,正途的成功之路走不通,就只能走邪路。邪路,不等于造反;造反,是后来被逼无奈的事儿。

受了“神启”,得了奇遇之后的洪秀全,后来又经过一定的反复,1843年还去考了一次秀才,在又一次落榜之后,才彻底死了心。下定决心,做教主,做上帝选中之人去也。于是,他撤掉了私塾里的孔子牌位,想教书也教不成了,地不种,书不教,纠集若干同志,四处开始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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