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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国证道

基督徒的功课:信主、爱人、敬业、祷告、忏悔、查经、证道、赞美、团契、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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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需要科学神学作指导,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需要解放神学作指导,解决人与自我的关系,需要成功神学作指导,基督新教就是这样的三合一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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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人就过圣诞  

2016-01-01 14:16:13|  分类: 历史证道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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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收藏 《隐权力》作者、微博签约自媒体人@吴钩今天在他的微博上应景地说:“[大唐怎么过圣诞节]你没看错,唐朝时基督教已经传入中国,叫景教,当然会有圣诞节。据陕西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唐代宗“每于降诞之辰,赐天香以告成功,颁御馔以光景众”。皇帝于圣诞节给景教赐香赐宴。下图一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局部,一为敦煌发现的唐代景教画像(耶稣?)复原图。”吴钩补充道:“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立于唐德宗年间,上面碑文称“神天宣庆,室女诞圣”。可见唐朝人就已经过“诞圣”了。所以,在古代,“圣诞”是皇帝的生日,这两者是不一样的。

中国有趣的基督教遗迹:唐朝人就过圣诞

  大秦景教(基督教)流行中国碑由景净撰,吕秀岩(吕洞宾)书并题额。高 279厘米,宽99厘米。是指初唐建中二年(781)吐火罗人伊斯(或景净)受唐政府资助在国都长安义宁坊大秦寺修建的一块记述景教在唐朝流传情况的碑刻。它记述了当时景教在中国的传播情况,表现了唐政府当时包容、自由、宽松的思想政治环境,对研究我国古代的宗教文化有着重要意义。现保存在西安碑林博物馆。

中国有趣的基督教遗迹:唐朝人就过圣诞

  唐代景教画像,可能是中国最早发现的耶稣画像?

 

  传教士曾想给康熙受洗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政治学博士后卫金桂说:”基督教进入中国最早是在唐朝,开始是在被称为景教,但多由少数民族所信奉。在汉族主政为主和人口居多的中国大陆,景教没有形成引人注目的势力。到了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基督教(到中国后被翻译为天主教)才在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的官员是信息和事实上最早接触到传教士的群体,因为他们有管理之责,而且科举制下的官员,对知识具有远较普通民众为上的鉴别能力和赏识度,因而也容易接受这批‘科学传教’的远方客人。因此,传教士在中国官员群体中有了最早、关系最为密切的朋友,早期的中国教徒也基本是官员。”实际上,西方的先进科技如天文学、几何学,还有钟表、眼镜等等先进玩意儿,通过传教士都在中国的上层阶级中得到了传播。康熙帝时,欧洲传教士和中国上层的关系到了融洽交流的新高度。“传教士们觉得康熙非常开明宽容,将给康熙受洗入教提上日程。他们纷纷写信给欧洲赞美康熙,希望派更多传教士来,乐观地认为中国的基督教化指日可待。从他们写的《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康熙大帝》一书中,就以大量事实反映出了这位皇帝与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到康熙末年,各省教徒已达三十多万,拥有教堂三百座以上。”

中国有趣的基督教遗迹:唐朝人就过圣诞

  2002年4月15日,马绍尔群岛邮政发行一枚《中国艺术画作上的马》小型张,小型张上的邮票选用了Giuseppe Castiglione神父(他的中文文字大家更熟悉:朗世宁)的《乾隆皇帝出巡》。画作本身中西方风格结合。落款是“海西臣郎世宁恭写”。为了更好传教而融入中国上层社会,郎世宁可谓用心良苦。

中国有趣的基督教遗迹:唐朝人就过圣诞

  康熙皇帝的书写,被很多人认为是接受基督教文化的一种象征

 

  不让中国信徒祭天祭祖,罗马教廷和康熙帝起冲突

  但卫金桂介绍,在利玛窦死后,龙华民接任北京会督,这种融洽亲密关系发生逆转。龙华民向罗马写信,要求针对“脚踏两只船”的中国信徒做出裁决。1715年,罗马教皇发布禁约,严禁中国教徒尊孔祭天,康熙也针锋相对地颁发内务府信票,只准承认中国礼仪的教士留在中国。1773年,罗马宣布解散耶稣会,重要的理由在于:他们无法容忍耶稣会“因在亚洲传播知识而忘记了传福音、过于适应当地习俗”。后来恢复的耶稣会已经完全不是早期的精英队伍和传教方式。因为中国的上层不可能不遵守礼法,不可能不祭天不祭祖,只能与天主教分道扬镳。虽然中国民间的天主教信仰并没被禁止,但教徒由上层的高雅彻底转到了下层民众中,混饭和寻求教会帮助成为入教的基本动因,即所谓“吃教”。沉迷于道教的雍正,越来越怀疑外国传教士的政治动机,于是在1724年收回了康熙准许传教的敕令。中国基督徒被勒令放弃信仰;外国传教士除任职于北京钦天监以外都被驱逐出境;天主教财产要么被没收要么充作非宗教用途。接下来120年间,基督教被官方定为危险的异端。

中国有趣的基督教遗迹:唐朝人就过圣诞

  《雍正王朝》里戴着眼镜的雍正皇帝

中国有趣的基督教遗迹:唐朝人就过圣诞

  雍正:“怪我咯?但我用玳瑁圈茶眼镜哦,传教士带来的。”

  今天看似微不足道的礼仪问题等一系列的“水土不服”,对东西方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影响。与中国相反,明治时代的日本基督徒占总人口的比例不但大大高于中国,且多数是“上等人”,其中30%是武士出身。武士在日本是贵族的标志。中国基督教信徒主体是“下等人”,他们人数不多,是贫苦的农民市民、犯罪分子和其它声名狼藉者、以及通商口岸上贫无立锥之地的人,直到今天,在偏远的山区,依然能找到当初西方传教士传教的遗迹。但有教养的教徒人数则寥若晨星。随着耻辱地被迫打开国门,被迫允许西方传教士进入国内腹地,平民主流上升为敌视排斥基督教的主要力量。读过四书五经的知识分子——士绅阶级则担当了仇视基督教的领导角色。而传教士贩卖鸦片等劣迹也让矛盾激化。卫金桂博士认为,如果当时能顺利融入中国本土文化,西方先进技术进入中国等近代化过程一定会容易很多。但异质文化在遭遇本已根深蒂固的独尊儒术的中国传统文化时,矛盾不可避免甚至不可调和。

 

  基督教的本土化:耶稣坐在莲花座上

  之后的太平天国、民国时期等等就不赘述了。当年的历史烟云飘散,只留下一些痕迹,光在北京,即便是偏远的郊区也留下教堂、碑文、传教士墓地等等。以及中西方方交融、斗争的时代痕迹。山西大学哲学系教授安希孟表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融汇”,不是指基督教被儒学及中国习俗同化,而应是基督教文化被中国信教群众接受、理解,在中国生长扎根,成为中国文化中一个构成要素,居于合法地位,而仍不失其信仰特质。下面这张图在现在的朝阳门的朝内大街头条203号,现在的文化部宿舍,创办于1918年的北平美国学校,新中国最早的文化部,西头第一栋小楼长期由茅盾住,后面两幢住过周扬和阳翰笙。现存的三座南楼、东楼、西楼中,主楼为丁字形,正面朝南丁字一竖朝北,后面两座3层配楼东西相拥,楼底门旁有爱奥尼式石柱,楼外连接地下室的石柱上则是非常典型的基督教中国本土化的见证。非常有意思的是——耶稣坐在莲花座上,旁边是飞翔着的丘比特。(作者=潘水皮)

中国有趣的基督教遗迹:唐朝人就过圣诞

  北京朝内大街头条203号,前文化部宿舍,原来的北平美国学校。耶稣坐在莲花座上,旁边还有丘比特在飞。这是典型的基督教本土化的见证。(来源:新浪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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