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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国证道

基督徒的功课:信主、爱人、敬业、祷告、忏悔、查经、证道、赞美、团契、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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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救国的实践者--中国近代基督徒教育家  

2015-07-05 17:45:24|  分类: 历史证道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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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近代史上,曾涌现出一批忠心爱主且热爱祖国的教育家,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上,用上帝所赐给他们的恩赐服务世人,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教育事业殚精竭虑,将我国的教育水平推向一个个新的高度。本文试从中选出几位代表性人物,简单阐述他们的信仰和事迹。

  爱国基督徒医学教育家颜福庆

  颜福庆,1927年创办上海医学院,标志着他成为中国医学界的重要领袖。这所医院被称为国立上海医学院,是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国立大学医学院。1985年改为上海医科大学,2000年并入复旦,不过保留“上海医学院”的名称。

  上海医学院并不是颜福庆创办的第一所大学,他早于1914年就创办了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并任第一任校长,这所学校是今日湖南医科大学的前身。颜福庆还于1915年组建中华医学会并担任第一届会长,该会第一届大会就是在航海基督教青年会殉道堂召开的。

  这当然与颜福庆基督徒的身份不可分割。颜福庆于1882年出生于江苏宝山一个贫寒家庭,幼年丧父,从7岁起由伯父颜永京抚养。颜永京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校长,圣约翰大学是一所由美国圣公会中国差会创办的学校。颜福庆从小受伯父影响,后来就读圣约翰书院医学院,并于1903年毕业。

  当时,上海同仁医院的创办人,美国圣公会的华人牧师吴虹玉是颜福庆的舅舅,因此,颜福庆毕业后就前往该医院实习。上海同仁医院是今天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的前身,该院网站介绍,其中“同仁”二字取自《圣经》中“大同”、“仁爱”之意。

  后来颜福庆留学美国,获得耶鲁大学医学院优秀博士毕业生,并以27岁的年龄被吸收为美国自然科学学会会员。在耶鲁的岁月,让颜福庆跟一个名为“雅礼会”的传道团体有了许多接触,并在其毕业后的20多年里与之保持紧密联系。

  颜福庆被后人称为著名的医学教育家,关于医学教育,颜福庆“注重平民,普及教育”;因此,他所创立的上海医学院集分科诊治、精密研究、医学教育为一体,代表着国人自办医学院的最高水准,与外国人办的代表世界水准的北京协和医院一南一北、遥相呼应。

  积极实践“教育救国”理念的刘湛恩

  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被称为20世纪上半叶我国著名的基督徒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1986年出生于湖北阳新县,4岁丧父,后流落至汉阳,幸得美国女宣教士白桃医师的帮助,12岁进入九江同文书院读书,后来成为虔诚的基督徒,并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学习,获哲学博士学位,1922年回国在南京东南大学任教,后出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教育部干事,及沪江大学第一任华人校长,沪江大学是由美国浸信会创办的一所学校。

  刘湛恩积极实践教育救国的理念,提倡职业教育和公民教育。他提出“让沪江大学更中国化,更基督化”的口号,并大力倡导“积极的、前进的、建设的、牺牲的”沪江精神,强调师生团结、民主进步和学术自由。他还在城中区创立商学院,为从商之人提供深造的机会;为无力求学的工人及其子弟创办工人夜校、工人子女义务学校,以及民众图书馆等。这些公益活动大大提高了沪江大学的社会影响力。

  刘湛恩更是一位热心的爱国者,他把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与抗日救亡的爱国事业融合在一起,曾与上海基督教界领袖28人联合发表时局宣言,呼吁团结一致,共纾国难,救国于危亡。1937年“9·18”事变后,刘湛恩在上海租界地区开设难民收容所,收留难胞1600余人,并联合各界爱国人士成立“上海各界救亡协会”,且被推举为主席。

  后来,刘湛恩被日伪政权视为眼中钉,意欲拔除而后快,但他说:“我是中国人,我是基督徒,为了真理和正义,即使上十字架也在所不辞。”1938年4月7日早晨,刘湛恩在送儿子上学的路上,遭到日伪收买的暴徒狙击,当场牺牲,年仅42岁。

  基督徒探索爱国之路的典范——容闳

  容闳是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美国的学生,也是促成1871年幼童赴美留学计划的重要人物,被后人称为“教育家、改革家、政治家、爱国者”。

  容闳1828年生于广东香山县,7岁随父前往澳门,就读于马礼逊纪念学校。1847年,容闳前往美国留学,于麻省之孟松预备学校就读,1850年考入耶鲁学院,为首位于耶鲁学院就读之中国人。

  容闳生平即一部中国近代史,身经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太平天国、中日战争、八国联军、日俄战争,以及洋务运动、维新运动、革命运动,与太平天国干王洪仁干等以及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均有直接交往,为着救国强国曾使用各种不同方案。

  容闳在美国留学期间曾接受基督教信仰,耶鲁大学教堂还存有他受洗成为基督徒的记录。容闳经常参加教会举办的聚会,不过他并不愿意做宣教士,因为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更需要的是他在耶鲁大学学到的科学,因此终生抱着实业报国的想法。他非常看重《提摩太前书》5章8节“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这句话,并认为“亲属”和“自己家里的人”就是他深深眷恋的中国。因此,1854年毕业后不久,他即返回中国。

  最初,满怀抱负的容闳未得清政府重用,曾尝试接触太平天国,并向洪仁干条陈七事,不过后来看到太平天国虽有拜上帝之形,却无基督教之实。

  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的开展,使容闳得到了施展他在耶鲁大学学到的知识,并在江南制造局发奋工作,其工作得到曾国藩等人的赏识。后来,容闳提出的选派留学生赴美的建议被曾国藩、李鸿章采纳,清政府还于1871年设立了“幼童出洋肄业局”,并于1872年选派120名幼童分批赴美留学。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容闳还曾写信给张之洞,建议向英国借款购买铁甲战船以袭击日本,并得到张的允许,不过后来因李鸿章的反对而被迫停止。

  1898年,容闳结识了李提摩太,并一同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变法失败后,他还与李提摩太一同设法营救了梁启超,并因此遭到清政府的通缉。

  1900年,容闳与孙中山会面并相谈数日,当时的容闳仍支持康梁的变法而反对孙中山的革命。不过,1909年,容闳转而支持孙中山。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还特向他致函,邀请在身在美国的容闳回国“创立一完全之政府,以巩固我幼稚之共和”。可惜,容闳未完成归国梦就于次年4月病逝他乡。

  投身于“教育救国”的基督徒教育家黄溥

  黄溥1896年出生于湖南宁乡,1906年进入教会小学读书,1908年进入湖南湘潭益智中学学习,1914年考入长沙雅礼大学,1918年自费前往美国斯坦福大学留学,主攻教育学。1921年毕业后回国,开始了他长达30多年的“教育救国”探索,曾先后担任湖南醴陵道中学校长、湖南雅礼中学校长,并任华中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长达20年,曾3次代理华中大学校长。

  为了建立适合中国的教育理论体系,他远渡重洋,先后两次留学美国,刻苦学习其先进的教育理论,并将这些理论用于具体的教学实践,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教育理论。

  黄溥的教育理论主要在教会学校进行尝试,他将自己的主要努力方向定在建立一套完整的、适合中国的中等教育体系的目标上,因为坚信中等教育的好坏,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命脉。对于高等教育,黄溥也有独特的见解,并在华中大学开创教育学院,提出独特的教育理论。

  在中学教育方面,黄溥主张学习美国在教育方面的民主原则和科学精神,但反对照搬照套美国的一些具体作法。他借鉴国外先进的教育理论,联系中国学校的实际,在经过两所中学约十年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发表了具有独创性的"七部课程设置理论",对于探讨如何纠正中等教育偏重于“应试”,以及如何全面而有效地实施“素质教育”都具有极重要的启示作用。

  黄溥从小就在教会学校学习,并在小学时就接受洗礼,成为一名基督徒。在黄溥看来,基督教具有普世性,不过也应当有地域性的关怀,因为如何把“基督教的普世性”与中国“本色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也成为他毕生努力的一个方向。黄溥所工作的学校都是教会中学或教会大学,在工作的过程中他都致力于教会学校本土化。

  黄溥相信,随着基督教会和教会学校的本土化,会有更多的中国人信奉基督教,能够培养越来越多的信徒服务社会,从而提升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促进中国社会的福利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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