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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国证道

基督徒的功课:信主、爱人、敬业、祷告、忏悔、查经、证道、赞美、团契、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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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需要科学神学作指导,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需要解放神学作指导,解决人与自我的关系,需要成功神学作指导,基督新教就是这样的三合一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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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基督教的发展  

2015-12-26 17:54:59|  分类: 历史证道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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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督教顺利发展的内外条件
1900 年发生的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基督教发展史上一次空前的“教难”,传教事业受到严重摧残。然而,经历了这场具有“斩尽杀绝”性质的“武力批判”,基督教竟奇迹般地得到了恢复,并且在民国年间顺利发展。统计数字表明,本世纪初的50 年,比上个世纪100 年,教徒人数的增长还要快10倍。而且,教案次数大大减少,没有全国性大教案发生。基督教顺利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西方国家的继续支持,庚子赔款的使用;中外传教士努力工作;社会交通运输和新闻传播事业的发达??然而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着眼,笔者认为:教会传教策略的转变和社会文化氛围的改善是基督教得以顺利传播的主要条件。
1.教会传教策略的改变
自康熙年间罗马教廷挑起“中国礼义”之争以来,近世西方传教士都采取了一种强烈的排他主义立场,与中国传统文化激烈对抗,试图使中国基督化。义和团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也使大多数西方教会人士清醒地认识到,在文化上彻底征服中国是不可能的,强硬对抗不是传教良策。于是在民国年间,基督教各派纷纷改弦易辙,采取基督教中国化的传播策略。
1919 年,罗马天主教教皇本笃十五世批准中国教团重新进行“天主教中国化”运动。这个运动一方面是使天主教教义儒学化,如有的教徒写文章指出:“耶稣圣教与中国儒教虽各迥别,道本同源,皆存心养性之学,非诡假怪异之言。”(《教会新报》创刊号《总述》)表明天主教又回到了明清之际的“利玛窦规矩”,重新采取与中国传统文化认同的立场。另一方面,天主教大力培养中国籍的神职人员,以适应在中国传教的需要。到民国年间,不仅有了中国籍的神父、主教,而且有了红衣主教,教会的组织结构也中国化了。1939 年,罗马教廷正式下令取消中国教徒祭祖、祭孔的禁令,至此,历时两百多年的“中国礼仪之争”以基督教中国化的形式最终解决了。
基督新教在中国化方面亦不甘落后。 1922 年,针对中国知识界发动的“非基督化运动”,美国差会负责人穆德在上海主持召开基督新教全国大会,开展所谓“本色教会”运动。在《教会宣言》中宣布:“吾中华信徒应用谨慎的研究,放胆的试验,自己删定教会的礼节和仪式,教会的组织和系统,以及教会布道及推广的方法。务求一切都能辅导现在的教会,成为中国本色的教会。”(穆德《基督教全国大会报告书》1922 年)“本色运动”的目的,“使教会与中国文化结婚,洗涮西洋的色彩。”
在民国时期特定的国际环境中,中国教会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受西方国家宗教组织控制的状态,但放弃公开敌视中国本土文化的政策,尊重中国人民的宗教情感和文化心理,无疑会大大减少传教工作的阻力。
2.社会文化氛围的改善
从中国社会方面看,民国年间基督教传播的文化环境无疑也有重大改善。

首先,以儒学为核心的古代传统文化崩溃,减少了基督教传播的心理障碍。随着清政府的垮台,两千多年的帝制社会结束,数千年来维系中国人“敬天法祖”这个基本信仰的宗法性传统宗教在体制上坍塌。“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猛烈冲击封建礼教,儒学的“官学”地位亦告终结。因此,明末以来士人反击基督教的主要思想武器丧失了。非但如此,传统文化的断层造成了社会上普遍的精神危机,中国人在找寻富国强兵良策的同时,也在为建立终极关怀而努力向西方探索。文化的空白为基督教传播提供了良机。
其次,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并未彻底完成,国内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帝国主义势力往往借助军阀插手中国政治,日本帝国主义甚至直接出兵侵略中国,这一时期对于教会的利用反而减少了。因而,民国年间教会作为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先锋的形象逐渐淡化,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矛头主要对准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政府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而不是传教士。
再次,通过对义和团运动后果的反思,社会各阶层对基督教的态度从盲目排斥转而为相对开放、宽容。义和团运动召致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蒙受了重大损失。有识之士由此省悟,杀教士,烧教堂并不能阻挡帝国主义的经济文化侵略,中国近代的落后亦不仅仅由于宗教方面的原因。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以开放的心胸直面世界各种文化,革新政治,富国强兵。
最后,1912 年3 月11 日,南京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信教之自由”。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法律的效力是大打折扣的,但是,人民信教的权力毕竟第一次得到了法律的保证,这是中国公民人权事业的一次大进步。基督教开始从受人鄙弃的“洋教”变成了合法的宗教,反教活动被限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如1922—1925 年全国性的“非基督教运动”,因得到许多新文化运动著名领袖的支持,搞得声势浩大。但这次运动没有酿成教案事件,而是以和平的文化方式开展的。这也从某种角度反映了国民素质的提高。
(二)基督教各派的流布
1.基督新教的传教活动及发展状况
民国年间,基督新教在美、英、德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支持下,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据1949 年统计,大约有130 个新教差会在华传教。除清代来华的各老牌宗派继续发展外,基督教青年会最活跃,影响扩大最快。青年会世界协会负责人穆德(John·R·Mott l865—1955 年)先后9 次来华布道,扩大了青年会的势力。外国籍传教士人数最多的1927 年,达8000 余人,其中半数以上来自美国。鉴于义和团运动的教训,新教牧师不断调整传教策略以适应中国国情。据1911 年的资料,专职传教士不足半数,而多数传教士则从事教育、医疗和各种社会慈善事业,以此博得中国人民的好感。为了克服众多教派各自为政的状态,圣公会各派在1912 年成立了“中华圣公会布道部”的联合组织,其它宗派纷起效法。 1913 年穆德来华,召集新教各差会负责人在上海开会,成立了“中华续行委员会”,统筹各差会的布道工作,在传道方式上他们也不断推出新样式,其典型者有:
(1)奋兴会
主要在教徒中进行,会间以虔诚的祈祷、忏悔、认罪、请求上帝赦免等宗教活动,增进教徒对上帝的信仰。山东籍牧师丁立美和加拿大籍牧师古约翰(Jonathan Goforth)是这项活动的主要倡导者,他们在全国各地多次大搞奋兴会,牧师带头登台忏悔,会场上充满了属灵气氛,祈祷之声此起彼伏。
在这种庄严、隆重、神秘的氛围中,许多教徒在会上兴奋不已,甚至失声痛哭,纷纷上台忏悔自己犯过的崇拜偶像、诈骗、盗窃、奸淫、赌博、吸毒之类的罪行。许多在父母、妻子面前不能启齿之事,许多在法庭行讯时亦不开口之人都敞开了心扉,吸引了不少人参与。
(2)布道会
传教士自进入中国就不断进行布道活动,但以前多为个人布道,规模较小。随着交通工具和传播媒介的改进,民国时期的布道则是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如穆德与艾迪二人,1913 年一年中就在中国14 个城市演讲布道,与会者总计达78,230 人次。同时考虑到与会者多为知识青年与官绅,他们的演讲常常以人们最关心的社会焦点为题。如“怎样救中国”、“中国的困境与出路”、“中国之转机”、“中国之希望”等等。当然他们所设计的方案万变不离其宗,只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国。在穆德与艾迪的带动下,许多中国籍牧师也投身于布道活动。 1914 年成立了“布道促进特委办”。1918 年又成立了“中华国内布道会”,在全国设有基层组织,搞过多次全国性的“星期大布道”活动,在一般群众中发展了不少教徒。
(3)中华归主运动
1919 年五四运动后,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不断高涨,为了维护教会地位,中华续行委办会于1919 年12 月20 日在上海发起了“中华归主运动”。其宗旨是联络全国教会组织,“使基督在个人与国家之上,得最明确之信用。”
(4)基督教本色化运动
这是新教在民国时期搞的一次影响较大的活动。运动的原因是对近代以来传教策略的反省,直接导因则是1922 年全国知识界兴起的“非基督教运动”。
1922 年3 月,上海学生得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将在清华大学举行第11 次年会,于是成立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会”,并于3 月9 日发表宣言指出:“各国资本家在中国设立教会,无非要诱惑中国人民欢迎资本主义;在中国设立基督教青年会,无非要养成资本家底善良走狗。”3 月21 日,李大钊等著名学者77 人联名发表宣言,在北京成立“非宗教大同盟”。在宣言中他们声称:“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百千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两立。”两个宣言得到了全国众多社会团体的响应,不少学校学生示威游行,散发传单,分队演讲,形成了很大声势。1924 年,“非基运动”进一步发展,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建“上海非基督教大同盟”,发扬五四传统,“秉爱国之热情,具科学的精神,以积极的手段,反对基督教所办一切事业。”运动参加者针对教会学校大量存在的状况,提出宗教与教育分离,收回教育主权的口号,并迫使国民政府采取了部分措施。“非基运动”持续了几年,这是民国年间教会与中国社会发生的一次大冲突。但不同于前此教案,反教斗争主要限于文化领域里和平进行,没有导致冲砸教会之类的过激行为。从思想内涵方面看,这次运动已不再以传统文化为思想武器,而是用西方的实证主义、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批判宗教,加上他们自己的理解,对宗教持全盘否定的激烈态度。“非基运动”使教会发展势头受到了严重挫折。 1920—1925 年的5 年间,基督教三大派教徒人数仅增2 万人。这种状况引起了教会人士的警惕,他们针对“非基运动”推出了“基督教本色运动”方案。 1922 年5月,穆德在上海主持召开了全国基督教大会,成立了“中华基督教(新)协进会”,作为协调各差会的机构。选举中国籍教士诚静怡为总干事,发表教会宣言,正式提出了“中国本色的教会”的主张。关于“本色化运动”的宗旨,诚静怡概括为:“一方面求使中国信徒担负责任,一方面发扬东方固有的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丑号。”由此可见本色化运动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在经济上自筹、自养,减少对国外的依赖;组织上选举中国人担任教会领袖,实现自治;在活动上实行自传。另一方面则是在教义的内容方面“使教会与中国文化结婚,洗涮西洋的色彩。”全国的教会组织按宣言精神进行了大量基督教中国化的工作,出书办报,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宗教原理,在某种程度上缓合了民众与教会的对立情绪。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完全摆脱外国教会的控制,实现中国教徒自养、自治、自传也是不可能的。
在基督教本色运动中,也曾出过“佛化基督教”,“儒化基督教”的尝试,如上海宝光路教会采取佛教的方式,在礼拜时焚烧香烛,跪诵经文,祷文。另一些教徒则大作调合儒学与基督教的文章,用一些儒学观念附会基督教教义。甚至在本色化运动前后还出现了一些中国人自办的教会组织,如魏思波1917 年在北京创办真耶稣教会,以赶鬼、祷告、治病吸引群众,在全国传布。1921 年敬奠瀛在山东泰安创办耶稣家庭,1922 年倪拆声在福州办基督教徒聚会处,以中国式的家族伦理建设教会组织。此类作法在俗文化层面上虽有较大影响,但毕竟偏离基督教基本精神太远。其与中国文化的结合也过于追求表面形式,与近现代对传统文化的反省精神也是格格不入的。
(5)五年运动
鉴于20 年代后半期教会发展缓慢,教徒素质不高,1929 年3 月,中华基督教协进会举行会议,提出展开一个五年运动,以期提高教徒素质,增加教徒数量。共计划进行宗教教育,基督化家庭,识字运动,扩大布道,受托主义,青年工作等六项活动。其口号是“求主奋兴你的教会,先奋兴我”。
从某种意义上讲,五年计划是对本色化运动流于世俗化的一种纠偏。五年计划的结果,教徒素质有所提高,教徒人数的增长势头,在30 年代中前期有所回升。此后抗日战争使教会受损。
除了大规模的布道活动,新教各会还兴办学校,出版书刊、报纸,以期扩大教会影响,发展教徒。据目前掌握的统计资料,1914 年新教徒人数为25万,1918 年35 万,1926 年40 万,1937 年65 万,1949 年70 万人左右。
2.天主教的中国化及其发展状况
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对天主教采取了保护性措施,教会利用庚子赔款又修复、新建了一批教堂,传教事业得到恢复发展,大批西方传教士也陆续回到中国。1910 年为1391 人,1920 年为1364 人,1930 年为2068 人。这些传教士分属法、德、美、意、西、比、加等国122 个传教会。1912 年,甘肃王志远、山西成棲等神父发起成立了“中华公教进行会”。1913 年,全国公教进行会联合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及基督新教,共同反对定孔教为国教。 1926 年,教皇庇护十一世给中国宗座代牧和监牧写信,敦促成立公教会。1933 年于斌回国后,担任“中华全国公教进行会”总监。 1935
年,公教进行会在上海召开全国大会,陆伯鸿被选为会长,朱志尧为副会长,共同协调全国的传教工作。天主教的传教事业更侧重于农村和下层平民,所以人数一直要多于新教。1913 年为130 万人,1921 年超过200 万人,1932年达250 万人。
鉴于近代一系列教案和义和团运动,天主教在民国初年就开始了中国化运动。 1912 年,著名的天主教爱国人士英敛之,针对当时控制中国的法国天主教教士素质低劣的问题,上书罗马教皇,主张培养中国籍传教士,并指出:教中掌大权者,“倘真有救拔中国,广扬圣教之诚心,非痛改旧辙不可。”
另有许多教徒参加五四运动,并且撰文揭露西方国家控制中国教会,侵略中国的事实。针对这一情况,1919 年,罗马教皇本笃十五发布了“夫至大至圣之任务”的通谕,下令在华各修会尽量起用中国籍神职人员,从此拉开了天主教中国化运动的帷幕。
天主教中国化的一方面是在理论上与儒学相融会。教士们放弃了当年排弃异端的蛮横立场,著书立说,千方百计地寻找儒学与天主教的共同点。在他们办的《教会新报》“总述”中讲:“儒教法本其才,专与耶稣教异同。”“儒教言道不可离与耶稣教同”,“儒教中庸与耶稣教同”,“儒教不怨不尤与耶稣教同”,“儒教时习而说与耶稣教同”??。又有一教徒撰文指出:“中国最重五常、唯仁为首,与西教之爱人为己,同出一源。”1939 年罗马教廷正式翻了康熙年间中国礼仪之争的案,取消了1742 年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祭孔的禁令,指出祭孔仅是向中国文化伟人表示敬意,祭祖也不过是慎终追远的形式,都是对本国传统文化表示尊重,应予以宽容。尽管当时儒学已失去了“官学”的地位,但在中国文化中仍有相当深远的影响;尽管政府已正式废止天坛祭天仪式,但民间祭祖活动仍然保存。故天主教与儒学认同的措施,无疑会使中国民众增加亲近感。
天主教中国化的另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大量启用中国神职人员。根据教会的资料,18 世纪末,仅有中国籍神父18 人,1840 年时增至130 人,1900 年470 人,远远低于外国传教士人数。而且,至本世纪初,没有一名中国人担任主教职务,这样在广大中国民众中,天主教总是摆脱不了由“洋人”控制的“洋教”色彩。为了消除民众的隔阂心理,教皇在1919 年的谕令中指出:“天主教对任何国家来说都不是外国的,因此,每一个国家应当培养它本国的神职人员。”以后,教皇在1926 和1932 年两次派钦差到中国活动,推动教会培养中国神父的工作。中国籍神职人员人数直线上升,1920 年达到963人,1933 年达到1600 人,1949 年达到2698 人。同时教廷还注意在中国神父中提拔高级神职人员。1923 年12 月12 日定湖北省蒲圻为“国籍宗座监牧区”,任命中国神父成和德为监牧。 1924 年4 月15 日,定河北安国为“国籍第二宗座监牧区”,任命中国神父孙德祯为监牧。 1926 年2 月,教皇庇护十一世发“谕旨”,重申:“不得阻碍中国司锋担任司铎区及大主教区之主教”。同年10 月28 日,孙德祯、赵怀义、朱开敏、胡若山、陈国砥、成和德六人赴罗马,教皇亲自为他们“祝圣”,成为第一批中国籍主教。其后,中籍主教人数不断增加,1936 年达23 名。大批中国人担任神职,由中国神父出面布道、传教,增加了教徒对教会的信任感。二三十年代天主教发展较为迅速,这是与中国化运动分不开的。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日矛盾加剧,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即。由于欧洲各国的复杂关系,天主教内部各派对中国问题的立场并不统一,比利时籍主教雷鸣远(Vinlent Lebbe 1877—1941 年)公开号召教徒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并于1938 年组织了“华北战地督导团服务团”,自任主任,直接参加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而罗马教廷则与日本法西斯相勾结,在外交上承认伪满洲国,成为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帮凶。由于教会内部立场不统一,加之战争破坏,天主教传教事业处于停顿状态。
抗日战争后,为了复兴天主教,教皇庇护十二世提出“使天主教更加中国化”的主张。任命青岛教区主教田耕莘为红衣主教,主持全国教务。田遂成为远东第一位红衣主教。1946 年4 月11 日,教皇颁布“成立中国教会圣统体制诏书”,重新规划建制。置20 个教省,设20 个总主教;79 个教区,设79 个主教;38 个监牧区,设38 个监牧。在这些教区中,共有中国籍主教29 名,并计划逐步实现全部由中国主教管理。同时任命田耕莘、周济昌为总主教。在这种形势下,外籍教士虽较战前有所减少,但中国教徒却不断增加,到1949 年达350 万人。
(三)基督教与民国政治
基督教是在近代帝国主义国家对外扩张的国际大气候下进入中国的,民国以来尽管他们采取了“中国化”、“本色化”等等改良措施,但要完全摆脱西方国家的控制是不可能的,故仍对民国时期的中国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随着中国社会反帝、反封建两大主题的转换,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张弛,国、共两党关系的松紧,教会的作用亦在不断变化之中。
在1912—1927 年间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中,中国人民逐渐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代理人——北洋军阀的斗争一浪高过一浪,许多教内人士也投身于其中。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便是孙中山先生。
1883 年,孙中山用孙日新之名在香港受洗入教,他早年的战友陈少白、郑士良、宋耀如也都是教徒。孙中山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旗手,他一生革命工作繁忙,极少参加宗教活动,但是在临终给孙科及其母卢氏的信中说:“我本基督教徒,与魔鬼奋斗四十余年,尔等亦要如是奋斗”。表明他是以一种基督徒的精神投身革命斗争。冯玉祥将军1913 年加入美以美会,“立志归主”。以后邀请刘馨廷、古约翰等人为军中牧师,在西北军部队中开布道会、奋兴会,发展教徒,冯玉祥自己也亲自证道,悔罪认错,人称“基督将军”。他的部队在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中建立了功勋。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国共两党由对抗转为合作。国际上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一般而言,由美、英等国控制的基督新教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持反对态度。“九·一八”事变后,著名的美籍传教士,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便在学校集会上痛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并指责美、英政府对日本的妥协立场。“七·七”事变后,基督教青年会十分活跃,1937 年冬在上海成立“全国青年会军人服务委员会”,并成立各地支会50 余处,进行战场服务工作。中华基督教(新)协进会先后组织过“战时服务委员会”,“伤兵之友社”,“基督教负伤将士服务协会”等组织。其它差会也组织过类似团体,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在敌人的枪炮下,救护伤员,赈济难民,直接投身于抗日战争之中。有些教徒为了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基督新教教徒,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1895—
1938 年),“七·七事变”前就曾在欧美、南洋等国发表演讲,揭露日军侵华暴行,并号召教徒团结抗日。“八·一三”战事中,他被推选为上海各界救亡协会主席,上海各大学抗日联合会负责人,积极援助中国军队抗日作战。
上海沦陷后,他在租界中坚持抗日活动,并严辞拒绝南京伪政权聘请他担任伪教育部长的职务。1938 年4 月7 日,日伪政权派人杀害了他。教会不但支持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日战争,也积极向共产党控制的敌后根据地输送人材,物资。如司徒雷登和英千里曾冒着危险帮助青年学生逃离敌占区,到敌后根据地参加抗日武装。据不完全统计,仅燕京大学就有700 多人参加了八路军。基督教青年会1939 年7 月派人赴延安,送钱兴建国际学生疗养院,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中国天主教的上层对于抗日的态度比较复杂,然而,广大的中国天主教徒还是爱国的,他们同全国人民一道投身于抗日救亡事业,其中涌现出象马相伯,英千里这样的抗日英雄。马相伯(1840—1939 年)出身于江苏丹阳一个天主教家庭,从小受洗。1870 年受祝成为神父。1898 年创办“南洋公学”,学生不断增加。五年后在此基础上创办“震旦学院”。马相伯因此名声大振,成为社会上著名的教育家。“九·一八”事变后,他公开发表抗日言论,批评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他讲:“日本只有8000 万人,而中国有4 万万人,日本只有中国的1/5。五倍大的中国,碰到只有五分之一的日本侵略,竟不敢出来抵抗,这叫做‘缩头乌龟’。可是做缩头乌龟的,是政府而不是人民。”他与沈钧儒、黄炎培等人,于1935年组织了上海文化界人士救国会,马相伯因德高望重被推为会长,不久又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常务委员。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全力掩护“七君子”的抗日活动,“七·七”事变后,马相伯以90 岁的高龄开始了向内地的颠沛流离生活。但他抗日斗志不减,沿途呼吁同胞奋起抗战。1938 年在转移昆明途中,因病暂停越南谅山,1939 年11 月4 日病逝于此。对于这位爱国老人的光辉业绩,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中共中央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人联名发出唁电,给予极高的评价。天主教徒,辅仁大学秘书长英千里,身处沦陷区北平,抗日斗志不减。他在校内组织“炎社”,(取顾炎武不与敌人妥协之意),宣传抗日思想。1942 年底和1944 年2 月两次被捕,在日军严刑拷打下英武不屈,被判15 年徒刑。另有教徒赵紫宸、伏开鹏、张怀、叶德禄等人亦因从事抗日活动而被捕。在1931 年“一·二八”战争中,天主教
将教会医院改为军事医院,救护中国伤员2000 余人。1937 年全面抗战后,教会在华北、东南的医院也经常收治伤员。同时,在战争期间,教堂也经常成为难民收容所。总之,大多数中国教徒还是深明民族大义的,在抗日战争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四)基督教文化、福利事业的发展及其贡献
民国年间,基督教在华所办各项文化、福利事业发展很快,不论其动机如何,这些文化、福利事业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民国是基督教在华所办教育事业发展最快的时期。教会办、学校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扩大宗教影响,“用基督教征服中国”。同时,教会学校也肩负着向中国人民灌输西方意识形态的任务。美国伊里诺伊大学教授詹姆斯直言不讳地讲:“哪一个国家能够成功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便将由于付出的努力而在道义上、知识上和商业上的影响力方面获得最大可能的报偿。”亲身经历过义和团运动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曾觐见美国总统,建议美国部分退还庚子赔款给中国办学,用以培养中国人的宗教精神,防止暴乱再次发生。美国政府采纳了他的建议,于1911 年带头发动了“退庚子赔款,帮助中国建立学校”的活动,用退还的赔款建立了“清华大学堂”。山西浸礼会用赔款建成“山西大学”。以后,其它国家的教会纷纷效仿,于是各种大、中、小学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
一般而言,基督新教侧重于办高等学府,而天主教办的中小学则比较多。据1914 年的统计,天主教会开办各类学校8,034 所,学生总数132,850人。基督新教开办学校4,100 所,在校学生11.3 万人。两者合计,共有学校1.2 万余所,在校生25 万余人。这个数字占当时中国学校总数的1/5,在校学生总数的1/6,教会学校在民国教育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在当时,中国刚刚废止科举制度,新式学校开始代替私塾,教会学校为中国人办学提供了一套新的模式,起了示范作用。教会学校虽然服务于传教事业,但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大量新知识。由于教会学校背后有外国宗教组织及政府作为经济后盾,故教学设备好,教员工资高,吸引了国内外大批优秀人材,其中一批名牌大学,成为中国培养高级科技文化人材的摇篮。如天主教办的北平辅仁大学、上海震旦大学、天津工商学院。基督新教办的北平燕京大学、山东齐鲁大学、南京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苏州东吴大学、上海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杭州之江文理学院、广东岭南大学、福建协和文理学院、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湖北华中大学、湖南湘雅医学院、四川华西协合大学等等,这些大学培养的许多科技精英成为中国理、工、农、医各类事业的柱石。还有相当一批文理各科的学生进入政界,成为民国政府的要员。据1924 年的统计,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中基督徒竞达65%,即使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也有不少毕业于教会学校。
在教会办的各类学校中,开始都把神学作为必修课向学生们灌输,甚至强行要求全体学生参加宗教活动,必须信仰上帝,不得学习其它宗教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这类行为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不满,1922 年开始的“非基督教运动”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求改革教会学校。余家菊等人提出由政府收回教育权,孙恩元等人提出,凡无中华民国国籍者不得在中国领土上办教育。1924 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年会上,提出教育与宗教分离,取缔外国人所办学校的议案。国民党左派支持这一议案。1925 年,北京政府颁布了“外国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其中规定不得以宗教课目为必修课,不得在课堂上进行宗教活动,不得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外国人不得担任校长,设立以华人为主的校董事会等条款,否则不准注册立案。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也颁布了“外国人兴资办学条例”,肯定了上述精神。在中国朝野的
压力下,大多数教会学校表示愿意遵守中国政府法令,变宗教课为选修课,减少教会对学校的干预,教材和教学体制也参照中国教育制度作了某些修改,并选举中国人为校长。如刘湛恩为沪江大学校长,杨永清为东吴大学校长,吴雷川为燕京大学校长,吴贻芳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陈垣任辅仁大学校长等等。也有少数学校因拒绝执行中国政府命令而停办。不过,在外国教会出资的学校中,中国校长的职权是很有限的。

二三十年代是教会学校发展较顺利的时期,1926 年教会学校总数达1.5万所,在校生总数80 万人,占当时全国学生总数的32%。1937 年教会学校在校生总数达到100 万人,其中大学生8,000 人,中学生9 万人,其余则为小学生。抗日战争爆发后,教会学校大量减少,此后,一直未恢复战前水平。
教会在中国还办有一批新式医院。教会在华办医院的目的也很明确,即在医治中国人身体病痛的同时也将上帝信仰注入他们的心灵。据1936 年《基督教年鉴》第13 期统计:新教34 个差会在华共办医院268 处。另据德礼贤统计,在1933 年时,天主教共办266 所医院、开设药房744 处。医院的经费主要来自中国,一部分取自医药费,另一部分来自募捐。由于教会医院拥有一批医疗水平很高的医生,较好的设备和药物,故受到富有阶层的欢迎,医院也对他们收取高额医疗费用。对于贫苦人民,则减收或免收医药费,以博取好感。另有部分资本家、政府官员以及外籍人士捐款。1835—1949 年的100年间,各国政府及教会捐助中国教会医院5000 万美元左右,多用于开办费和购置设备。在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兵火连绵的情况下,教会医院的作用是值得称道的。医院中大多数医生、护士、修士、修女救死扶伤的精神也
是真诚的。
教会的慈善事业包括兴办育婴堂、孤儿院、盲童学校和聋哑学校等。其中育婴堂、孤儿院最多,据1930 年统计,天主教在全国各地开办孤儿院360余所,收养孤儿2 万余人,育婴堂数目不详,共收容婴儿5 万余人。在旧中国官办福利事业很不充分的条件下,这本是一桩大功德。同时与其它宗教相比,基督教在社会慈善方面所作贡献亦很突出。不过,由于当时条件相当简陋,孤儿在育婴堂或孤儿院得不到充足的营养和医疗条件,死亡率是相当高的。以北京西什库美、德合办的“仁慈堂”为例,1949 年前 的80 年中,共收养孤儿2.5 万人,其中活着走出孤儿院的仅有2,000 人,死亡率高达
91%。所以在教会各项文化、福利事业中,孤儿院受攻击最多。
赈灾也是教会慈善事业的重要内容。1921 年,教会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下设农业、水利、信贷等专门委员会,并在华北、华中设13 个分会,救济黄河、淮河、长江流域灾民。1929 年豫、陕、甘三省大旱,1935 年长江大水,该会均参加救济。截至1936 年止,该会共收到捐款5000 万元。其中相当部分是美国方面提供的。1931 年华北水灾时,教皇庇护十一亲自捐款10 万里耳(约折大洋6 万),教廷专使捐款4 万元,南京教区教徒捐款5 万元。此类情况难以全面统计,教会的赈灾活动对于灾区人民减少死亡,恢复生产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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